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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小龙: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化语言学对西学说了些什么?

申小龙 文化语言学新视野
2024-09-10


中文系17级小王同学来信询问关于汉语语言学使用欧洲语言学研究方法的问题:
 
我们现在的语言学,研究汉语时似乎一直在使用欧洲语言学的系统。就连我们学习古代汉语,也要给句子划分出“主谓宾定状补”,更不必说现代汉语的学习。可是在学习许多专业课时,会明显感受到,汉语实在是太复杂了,语言学家们制定的标准,在实际操作中总是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
 
我们要区分词和词组,但是汉语没有印欧语那样每个单词都分得清清楚楚的特点,一个一个字连起来的汉语,有时候区别起来令人十分纠结;词类和句法成分不能一一对应,比如大量形容词可以充当主语、谓语、宾语、状语,这在印欧语中是不太常见的;不少词类没有对内一致、对外排他的判定标准,所以明明设定好了判断词类的标准,却发现有些词用哪个标准都很难判断词类……
 
我们在学习中遇到的,标准与实际情况不能完全对应上,而且存在很多复杂问题的情况,仅仅是因为语言处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吗?会不会也存在“我们使用的标准并不完全与汉语相匹配”这种因素呢?

 
您在课上也多次提到:

汉语语法的术语全部来自英语”;

“我们的语言学把语言看做静止的东西,这是欧洲思维,把语言看成静止的,机械的,工具书中的东西。汉语的传统语言学不是这样的,离开语境,语言就没有生命了”;

“现代语言学理论都是欧洲过来的,完全不理解中文为什么是这样,于是只能把中文欧化,主谓宾定状补俱全,只有这样才能分析中文”;

英文的一句话就是一句话,中文的一句话是一件事……

我在学习过程中感受到,中国现下的语言学研究,似乎是西方式的思维方法占据主流的,用西方式的语言学思维去研究汉语,的确能解决许多问题,也能让中国的语言学不再如之前的传统小学一般,主要为解经服务;但是英语和汉语毕竟是两种不同的语言,现在的这种思维方法或是研究方式具体存在什么样的弊端呢?汉语的语言学有没有可能拥有一套最适合自己的研究方法和体系呢?

小王同学很认真地提出了自己的思考。我就谈谈我们这一代文化语言学者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化研究热中对西学说了些什么。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兴起的中国文化语言学,在前辈语言学者对中国现代语言学深刻质疑的道路上继起,基于汉语不同于印欧语的文化特征,对汉语研究中印欧语理论框架提出这样的反思:
 
(1)形式主义,还是功能主义?

中国现代语言学在汉语的结构分析上采用欧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范畴和方法,以形式主义的理念看待中文功能主义的构造,导致从词、词组到句子分析的系统性误解。
 
(2)文化断裂,还是文化认同?

中国现代语言学以欧美语言学为标准,完全否定了中国传统语言学对汉语单位、汉语结构、汉语和汉字的关系的认识,在文化断裂的基础上按西方语言学标准构建中国现代语言学,导致汉语汉字的基础性理论问题一个都无法解决。

 
(3)科学主义,还是人文主义?

中国现代语言学用形式主义和自然科学的眼光看待语言现象,忽视了汉语汉字的文化内涵和文化功能,导致语言学研究领域的严重的工具性思维和自然科学思维,语言学和人文科学言语不通。
 
(4)拼音思维,还是汉字思维?

中国现代语言学低估了表意汉字和拼音文字在文化属性上本质的区别,完全没有认识到表意汉字和中文结构组织的内在的本质性的联系,以纯粹的符号性、工具性思维处理汉字问题,导致至今无法建立中文汉字有别于拼音文字的理论基础。

 
文化语言学提出汉语、汉字结构和汉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同构,致力于中文语言学理论和方法的文化重建。这样的思考,在中国传统语言人文主义思考中渊源有自,只不过被现代语言学的西方眼镜“屏蔽”了。例如钱基博就指出:
 
“泰西文法书言为文之法必始于辨字,终于造句。至于篇章,多阙而不论,即论也不祥。此盖以西文位字造句皆有成规,而篇章多无定式,故皆略焉。中国文章则异是。所重不在形式,而在精神。字之精神,寄于句。句之精神,寄于篇章。”
 
所以陈望道说:“一般语言学的理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能、或者说很少能充分地、正确地概括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历史极其悠久、既丰富又发达的汉语事实和规律。”
 
每念及此,民族文化继往开来的责任感,油然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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